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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知識產權案件辦案難題需重視
來源: | 作者:管理員 | 發布時間: 2015-04-22 | 2317 次瀏覽 | 分享到:
羅意歡
侵犯知識產權案件辦案難題需重視

圖1 佛山市南海區檢察院受理提請批準逮捕和移送審查起訴案件情況

侵犯知識產權案件辦案難題需重視

圖2 2010年至2013年佛山市南海區檢察院受理案件情況

 (王魯坤/制圖)

基本情況及特點

  2010年至2013年,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檢察院共受理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的侵犯知識產權案件142件207人,提起公訴149件273人,其中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等案件尤為突出。

  一是案件數量逐年遞增。2010年至2013年,從檢察機關受理提請批準逮捕、受理移送起訴的案件數量看,大致呈逐年遞增的趨勢。2012年, 廣東省開展打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專項行動,該院受理提請批準逮捕人員和移送審查起訴案件數分別比是2011年的4.07倍和3.19倍,2013年案件量 稍稍回落,但幅度很小。(如圖1所示)

  二是涉案罪名相對集中。我國刑法對知識產權犯罪規定了7個罪名,涉及商標權、版權、著作權和商業秘密四類。2010年至2013年該院辦理的案 件(如圖2所示)主要集中在侵犯商標權類案件,其中假冒注冊商標罪119件,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16件,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 42件。

  三是宣告緩刑、判處輕刑比例較高。2010年至2013年,該院起訴的侵犯知識產權案件中,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宣告緩刑的案件為106件,占全部案件數的71.1%。

  上述知識產權案件有以下特征:知名品牌權益屢被侵犯。被假冒的注冊商標集中在“LV”“GUCCI”“ROLEX”“CHANEL”等國際名牌,且涉案金額從百萬元至數千萬元不等。

  共同犯罪比例大。一案多人的情況比較突出,提起公訴的149件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中,78件為共同犯罪,占全部案件的52.3%。共犯之間多為家族成員或者同鄉關系。

  犯罪手段復雜,查處難度大。犯罪分子通常將生產、銷售等環節分開,制假地和售假地分離,地點隱蔽,流動性大,查找困難。其全部經營數額或違法所得數也難以查清。

  辦案難題

  程序問題主要有:

  一是公安機關移送案件時缺失商標注冊證。商標注冊證是商標局依照商標法的有關規定,頒發給商標注冊人以證明其商標專用權范圍的法律文書,表明知 識產權的權利性質和權利狀況。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中,經審查有部分案件的商標注冊證及續展證明并不齊備,這樣就會出現權利人不明或者不能證明權利 仍然有效的問題,會導致整個案件不能定案。

  二是對侵權物品提供的鑒定意見過于簡單、不夠規范。知識產權的特性決定了在個案審理中,要求對被控侵權物品與正品之間進行對比,以判定二者是否 構成相同或者實質性相同。實踐中,相關知名商標的防偽標注和技術指標一般由權利人掌握。專業鑒定機構如果不借助相關權利人的幫助或指引難以作出鑒定意見。 然而實踐中,行政執法部門或者公安機關通常將權利人自己提供的指認涉案物品系假冒注冊商標的物品的意見,作為關鍵證據提交給檢察機關。因為沒有統一標準, 部分案件存在權利人出具的指認意見過于簡單的問題,比如只說明“查獲的某某產品系假冒某某注冊商標的商品”,沒有從細節處對被查獲產品進行區別說明。

  三是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之間銜接不暢。受地方保護、部門利益的驅使,對侵犯知識產權類案件行政執法部門存在不及時移送、以罰代刑的問題。

  實體問題主要有:

  對于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中“明知”的認定存在分歧。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件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是明知,但對“明知”如何認定存在分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04年出臺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就如何認定行為人的“明知” 作出規定:(一)知道自己銷售的商品上的注冊商標被涂改、調換或者覆蓋的;(二)因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受到過行政處罰或者承擔過民事責任、又銷售同一 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三)偽造、涂改商標注冊人授權文件或者知道該文件被偽造、涂改的;(四)其他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情形。但 是,并不是所有案件都能直接適用這些規定,有些案件還需要承辦人通過推定的方式來認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明知。實踐中,除有證據證明行為人“確知”其銷售或 生產的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外,辦案人員反映難以把握對“明知”的推定程度,擔心將推定范圍擴大后會造成客觀歸罪。

  假冒奢侈品涉案金額的認定爭議較大。辦理假冒奢侈品牌案件中,對于侵權商品的金額認定存在一定困惑。根據刑法第214條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 罪和《解釋》的規定,“銷售金額”是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后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針對的是侵權產品已經銷售的狀態。要查明已經銷售的金額, 需要查證該侵權產品的賬本、出貨單、發票等,找到買方進行指證。在實踐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一方大都不會對銷售的侵權產品做到賬證、單據齊全,因此難以認定 售出商品數額以及獲利情況。

  未銷售的侵權產品涉案金額,多為偵查機關在現場查獲的未銷售的物品的價值金額。根據相關規定,對于有標價的侵權產品,按其標價計算金額;對于沒 有標價的,如果犯罪嫌疑人有關于銷售金額的穩定供述且有其他證據予以證實,如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等,則按供述金額作為計算金額。如果上述兩種情況都查不 清楚,應以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作為金額認定依據。目前多數案件中,侵權產品市場中間價是以真品價格認定,而假冒商品與真品之間價格懸殊,有的差額達到 十幾倍甚至幾十倍,會造成罪責刑不統一的問題。

  共犯認定不統一。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的犯罪嫌疑人中,大部分為雇傭人員。雇傭人員分為直接參與制假售假的人和為制假、售假提供輔助工作的人 員。司法機關認為上述人員參與了制假售假行為,且對雇主的行為是明知的,應對其定罪處罰。由于真正的雇主通常委托親信人員實施管理,自己并不出面,因此往 往能逃脫行政執法部門或公安司法機關的打擊。在相當多的案件中,多為具體操作人員、一線工人受到處罰。顯然,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效果沒有真正實現。

  破解難題之建議

  規范證據的收集程序。(1)加強對權利人知識產權權屬證明的審查。知識產權的權屬證明一般包括商標注冊證及其續展證明、許可委托合同等。對于該 證明的審查可以防止出現權利人不明或者權利不確定是否仍在有效期內的情況。偵查機關應向權利人及時調取與案件有關的知識產權權屬證明,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準 逮捕時嚴格把關,對于證明效力、歸屬等進行實質審查,沒有上述材料的不應予以批捕。(2)規范證據的提取、移送和處置情況。固定證據需由兩人以上在場,涉 嫌侵犯商標權犯罪的,要對涉案的商品、商標及其附著情況分別取證,全面記錄和拍攝全貌和細節。對于物證的移交,制作好相應的移交清單,在未作出判決前,不 能對全部扣押物品進行銷毀、拍賣等處理。

  實現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無縫對接。目前侵犯知識產權案件呈高發態勢,有必要進一步細化協作內容,明確信息互通、情報共享、案件移送等。對于構成 犯罪的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公安機關應建議行政機關移送案件線索;同時,應將移送案件及時報知檢察機關。檢察機關要加強立案監督和偵查監督,適時提前介入引 導偵查取證。

  創新工作機制,成立知識產權專業辦案組。侵犯知識產權類案件數量不斷上升,而且往往比較復雜,呈專業性、技術性強等特點,使得辦理該類案件的檢 察官面臨很大挑戰。建議選擇法律功底扎實、辦案經驗豐富的檢察官集中辦理侵犯知識產權案件,保持隊伍的相對穩定性,不定期舉辦業務培訓。

  科學把握推定“明知”的認識標準。“明知”不等于確知,不要求行為人表示自己已經明確知道正在實施假冒注冊商標的犯罪行為,只要行為人應該知道 所生產銷售的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即可。比如該院辦理的一起案件中,向某接受肖某的來樣定貨,按其提供的正品GUCCI錢包做一批一樣的,在未取得授權的 情況下生產了2000多個錢包。但向某辯稱自己不知道GUCCI是注冊商標,以為是肖某自己的。承辦人認為,向某有多年加工箱包經歷,而且在接受委托時對 方并沒有出具相應的生產商品手續,因此其應當知道GUCCI為他人商標。對于推定“明知”的認識標準,筆者建議可把握三點:一是結合犯罪嫌疑人所從事行業 經歷、心智水平對其是否“明知”加以評判;二是不能完全依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來認定其主觀方面的認知;三是結合商品銷售價格、會計賬目、委托證明 等全面取證;四是看案件中交易地點是否不屬于正常地點,進貨或加工價格是否明顯偏低等。

  分情形做好侵權產品數額的認定。實踐中,在無法查清侵權產品銷售價時,多以被侵權單位出具的價格證明或物價部門出具的與正品價格相同的鑒定結論 作為涉案數額的認定依據。這造成量刑時難以選擇適當的刑罰,還會造成犯罪既遂、未遂被造假,以及對犯罪未遂的量刑比犯罪既遂反而更重的情況。筆者建議應分 情況處理:案件中既有涉案物品的鑒定意見,又有犯罪嫌疑人關于銷售價格的穩定供述時,應當堅持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原則,采用就低認定的方法計算銷 售價格。只有經過二次退查后,仍不能查清侵權產品的標價和實際銷售價格時,才以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作為認定貨值金額的依據,但在量刑時應綜合全案慎重考 慮。

  統一共犯的認定標準。堅持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對非法制造假冒注冊商標產品的一般雇傭人員進行綜合考慮,對初犯者適當減輕其刑事責任;對于從事生 活照顧類的人員,如看門人、做飯者等,因為其本身并不追求非法目的,看門、做飯的行為并非實質性地參與犯罪,因此不應作為處罰對象。

  (作者單位: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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